悼念

李怡嚴教授於民國113年1月5日上午在新竹馬偕醫院辭世，享年87歲。他是我先夫李慰嚴的弟弟，一位終身貢獻教育研究學問，物理、人文、天文的奇才奇人，我們李家以他為榮。李怡嚴捐出所有積蓄，幫助更多優秀青年學子，情操令人敬佩。我是他大嫂，多年沒見，幫不上忙，感謝邵錦昌教授、閻愛德教授、蔣亨進教授、賴建誠教授......，他們都是怡嚴最要好親近的朋友，大家彼此了解，一起討論物理，研究學問，常常幫助照顧怡嚴日常生活起居。這次幫助李怡嚴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由衷感激，還有學生們的協助，我感激不盡，說再多的感恩都不夠......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清大物理系李怡嚴退休教授把畢生積蓄及收藏全捐給清大，包括價值8千5百萬元的動產、不動產及唱片收藏，2023年12月8日在清大名人堂舉辦捐贈儀式。李教授臥病，委託律師代捐贈，我在儀式中簡短致詞。

李教授1964年到清大任教，一年後物理系大學部成立，我1966年就讀清大核工系。記得他肩掛書包，灑脫地走在校園，為清大知名物理教授。李教授與林孝信等人於1970年創辦《科學月刊》，1970年代編撰台灣第一本中文《大學物理學》教科書，共四冊，為台灣科學教育蓽路藍縷。

1976年我回清大任教，住進「乙所」單身宿舍（已拆除，改建物理系館），李教授也住乙所，1980年搬至「自強樓」較寬敞的單身宿舍，李教授是隔壁鄰居。學校特別配給李教授兩間打通的單身宿舍，一排一排書架上擺滿藏書。在1980年代初、IBM個人電腦未問世前，李教授組裝了Apple II相容個人電腦，比大多數教授更早預期資訊時代來臨。

當時幾乎全校教師住校，組一「教職員俱樂部」（早期位於大禮堂地下室、後搬至自強樓），提供午晚餐。李教授總是坐在餐桌主位，我們聽他議論科學、教育、校務與時勢。

李教授飽讀大量書籍，博學多聞。有次我提及計算機網路推出數位簽章（digital signature），有如我們使用的蓋章，不似西洋人得親手簽字。李教授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早期中國社會還是簽字才有法律效用，只有官吏、文人騷客愛用印章。古時行刑時，受刑人須親手簽字，如不識字，則在文書上以叉號(X)畫押。幾十年前，銀行認印章不認人，產生許多弊端。

1982～1989年李教授擔任教務長，推行清大教務資訊化，為清大建立嚴謹的教師聘任、升等、獎勵制度，清大之學術成就，有目共睹。我時任計算機管理研究所（資訊工程系前身）所長（1983～1988年），李教務長給予很大的支持，計管所五年內從5位教授大幅成長為14位教授之具規模的研究所。

李教授以校為家，貢獻清大60年，並決定把畢生積蓄及收藏奉獻清大，令人敬佩。李教授於2024/1/5早上安詳過世，清華人非常惋惜、永遠懷念他！

#李怡嚴老師的最後一堂課

李怡嚴老師（1937年8月26日—2024年1月5日）是我唸大學時的教務長，他退休後仍常在圖書館和各種講座看到老師不斷學習的身影，之前得知我應邀兼任東吳法商講座，還請我問候共同推動《科學月刊》的伙伴，東吳大學前校長 劉源俊教授。他生前將8千5百萬元的畢生積蓄及收藏捐給清華大學，卻自奉儉約。李老師去年第一次住院時，校友告知情況，我就主動安排自費的個人房，想讓老師可以好好休養。雖然用各種理由勸說，沒想到 李老師堅絕不換，因為他不想用特權也不需多花錢⋯⋯老師在病體虛弱之際，頭腦清晰智慧清明直到仙逝，也幫學生上了最後一堂課💜💜💜 李老師的遺作是研究《清華簡》，剛好也是我網名的由來。新竹地區工作機會多，基層醫療人員流失嚴重，非常感謝堅守崗位盡心盡力的所有人們🙏🙏🙏

李怡嚴教授，為清華物理系創系元老，物理所首任所長，亦擔任過教務長，終身為清華以及台灣物理界奉獻。最近病篤，囑咐以畢生積蓄捐贈清華，幫助物理系及各領域的發展，令人感佩！捐贈儀式於12月8日（五）上午10點在清華名人堂舉行。他因病情不能到現場，而由律師代理，師友們用錄影的方式向他致意，再將影片傳達給李教授。

最先見到李教授是遠在1966年，當年我是台大物理系修畢大二學生，到家附近清華大學「暑期研討班」旁聽，期間有一天晚上，會同參加研討會的多位學長們在成功湖畔學生活動中心與清華的年輕教授座談請益，當年清華在台灣學界是異類，教授幾乎全是擁有博士學位的歸國學人，記得當時有王唯農、王守益、楊覺民與李怡嚴教授等，教授們侃侃而談，而李教授是較沉默的一位，後來發現這也是他的特質。

朋友們都知道我有「好為人師」的毛病，可是讓我有機會走進科學教育的，其實是李老師。

李教授於1964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完成物理博士學位。隨即回台在清華任教，1982年起擔任清大教務長一職，直到1989年才卸下此一職務。1994年於清大物理系退休。

李教授的教學，在學生中討論很多，最著名的是很容易「被當」，他著有「大學物理學」(東華出版社) 四冊，由其授課內容協同助教們彙整而成，是我在大學時期少見而很受益的中文物理教材，據說因為其內容難度較高，並未受到廣泛使用。

我本人於1977年從美國回到清華材料系任教，當年清華教授不過百餘人，雖然與李教授有相遇的機會，但並不熟悉，直到我於1982年起擔任材料系系主任，與時任教務長的他自然有相當的互動，了解他除認真負責外，並長於擘劃，也是在他任內，清華於1984年成立人文社會學院，同時配合新大學法擬訂清華新組織規程以及雙學位制開始實施等。

李教授與我是於1992年起，同住清華金城三期公教住宅的鄰居，因不同棟，見到他的機會多在兩棟間的地下停車場，因為他與我同有早起，並為避免交通雍塞，而一早開車到校的習慣，由於他開車謹慎，車行非常緩慢，如果尾隨其後，要慢好幾分鐘才能到校。而他到清華，通常是長留圖書館。同時也常參加學校的演講會，但不像仍在任教時，喜歡發問，多半是默默聽講。

李教授也以讀書多、藏書多出名，家裡全是書櫃，裝滿各式書籍，他的興趣很廣，不久前，經濟系退休的賴建誠教授在通識中心演講時，還提到與他合作發表的兩篇有關金本位與稅制文章，另外著有「清華簡與上古史」等；前幾天有朋友傳來他捐出的藏書搬到龍山社區裏的綜合大樓九樓，開放給新竹市機關學校的圖書館來選書，的影片，觀之不勝唏噓。

在大約一月前，清華退聯會幾位同仁曾到馬偕醫院探望李教授，當初預定於十一月二十日返家，所以打算屆時再到他家探望，不料他的病情有轉折，遲遲未能如願：因而於上星期六到醫院探望，他也剛好醒來，我跟他說:「清華人都很敬重您，感謝您對清華的貢獻，又將畢生積蓄捐贈清華，令人感佩，希望您早日好轉，回家靜養」，他似乎頗為感動，臨別時掙扎著伸手與我相握；在步出醫院時，對捐出鉅額儲蓄給清華的李教授，竟然在病重時，住在四人一間的三等病房中，思之頗為感傷。

李老師離開了！

朋友們都知道我有「好為人師」的毛病，可是讓我有機會走進科學教育的，其實是李老師。

1983年他擔任清華大學教務長期間，開始了清華物理與化學兩系的「高中理化績優學生輔導實驗計畫」。第二年他找了我後來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吳秀錦教授負責高一的物理實驗。因為我大一的普通物理和普通物理實驗就是吳老師任教的，因緣際會之下吳老師就找我來帶這些高中生。後來即時吳老師出國，我還是繼續帶了前後一共4年的實驗課；李老師本身是理論物理的，所以對實驗課可以說是放任我自由發揮，讓我和我的學生們愉快地「玩」了幾年的物理實驗。

不過李老師退休後很難找到他，我回台灣後雖然不時想到他，但是必須承認並不夠積極。直到上個月聽說他捐出積蓄才得知他的消息，也總算趕上到醫院見他最後一面。

李怡嚴教授把畢生積蓄都捐了，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沒有修過李教授的課，但是跟他還是有一點緣份。其一是我們那個年代有許多人都讀過李教授主編的那套很有深度的「大學物理」(我有收集了一部分，但不全)。其二是我讀清大物理所博士班時，跟顏晃徹教授做研究。顏教授給我的研究題目是 Yang-Baxter 方程。顏教授給我的練功材料是 Baxter 的「統計力學中的可解模型」(Exactly Solved Models in Statistical Mechanics)。這是一本天書，裡面的計算技術含量極高。我讀這本書讀到第十章，每一章都做了詳細的計算筆記。每當我準備得差不多了 (通常是兩周一次)，我就給顏教授一個大約兩到三小時的報告。

那時來聽我報告的除了顏教授以及他的長期合作者交大邵錦昌教授之外，我覺得最常來的就是李怡嚴教授了。除了這幾位之外，我印象中高涌泉教授 (當年在清大) 也來過，只是次數較少。

雖然李教授很少問我問題，但我推測他可能是現場聽者中聽得最明白的，因為他常常點頭，而且眼睛是睜開的。哈哈哈.......

值得尊敬的學者，李怡嚴教授。

清華人都知道李教授愛書如命，家裡全是書，「只有床上空出人形」。本以為這是一句形容詞甚或玩笑話，但這一年他身體很差，我先生去探視，才知這話竟是實情。家中全被書佔據，只有狹窄走道通往臥床，床上果真只空出人形。

李教授是第一位返台的理論物理學者，創辦《科學月刊》，帶動台灣研究理論物理學術風氣，而他博覽群籍精通文史，聽說有一回和中文系教授激烈辯論時他轉身上樓拿出原典翻到關鍵處說服對方，就我個人而言，即曾多次遇見他在中文系和中研院文哲所學術研討會上全程參與，捧著論文細讀細聽。2017年青春版牡丹亭到台中國家歌劇院演出，他託我買票並訂旅館連看三天，那時他身體已虛弱，一手拄杖，一手緊握湯顯祖原著，邊看邊核對，晚上回旅館繼續研究。

目前他病體虛弱，門生故舊幫他整理，要在家中留出照顧者的空間，清點出六萬多冊個人藏書，這是李教授一生的精神依恃生命內涵。他生活極簡，只吃冷凍水餃包子和土司，留出所有時間讀書。今天的傳愛捐贈儀式他因體弱無法出席，由衷祝願這位可敬的學者恢復健康。

李怡嚴教授終身奉獻給清華，將他畢生積蓄全部捐給學校。向李教授致敬。

我們那個年代大概都讀過他寫的「大學物理」。他終身未娶，以校為家。我以前常到清華二招的教員餐廳吃飯，他旁邊總是坐了一堆其他教授聽他高談闊論。他和丁肇中以前在Michigan同學，有一次丁來學校演講，李怡嚴主持。丁肇中西裝革履風度翩翩，帶了他的美國夫人，李怡嚴則拉里邋遢像個工友，非常強烈的對比，據說丁肇中當年理論讀不過李怡嚴，而改習實驗物理。我在大四時曾到哲學系去旁聽過一門科學哲學的課。有一次老師請李怡嚴來演講，他講到所有的物理量必須要能量測，否則不具什麼意義。那些文學院的學生聽得一頭霧水，因為他們那些形而上的東西在科學家眼裡都不具意義。李怡嚴教接的故事很多。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清華的傳奇─李怡嚴老師 (1937-2024)

身為清華大學物理系95級的學生，我們是非常幸運的一屆。因為教大一普物是閻愛德教授、大一微積分與大二高等微積分是數學系沈昭亮老師教授。大二電磁學是吳秀錦教授、應用數學是郎棣教授等等，都是當時全系(可能也是全校少數)教學最好的老師，收穫非常豐富，至今猶為感念。

但大二的理論力學的教師就是今天的主角，李怡嚴教授。如果以教學的技巧與效果來看，他實在不能算是教學優良的老師：畢竟我們今天可能難以想像一群不到20歲的年輕人如何能夠忍受50多歲的老師操著難以聽懂的鄉音，整堂課面對黑板喃喃自語，然後用潦草的筆跡在黑板上寫著似乎永遠無法明白的數學符號。聽說有次上課時，有位學生晚到卻不敢進教室，因為不想成為教室裡唯一的一位。

但是能夠上過李老師的課仍然是我輩的幸運，因為他是清華，甚至台灣物理界的傳奇人物：學生間傳聞他與諾貝爾獎得主丁肇中在美國是室友，丁肇中因為成績比不過他而改作實驗物理。

但更重要的是李怡嚴老師作為第一個以物理博士回台任教的學者，更是一輩子奉獻給物理研究與教學：雖一生未婚、但以校為家、編輯台灣最早的科普雜誌、製作全台灣當時最大的天文望遠鏡，寫下第一本中文《大學物理學》(當時大一大二的課，但是約等於目前研究所課本的程度)，每天散著白髮、不修邊幅、拄著拐杖在校園裡行走，參加各種領域的學術研討會。我自己回清大服務後也曾因為對跨領域的研究有興趣，所以常在物理館以外的系館或會議中見到他。每次他舉手發問，高亢尖細的口音很難不讓人注意到他，更別說他所講出不同於該學科傳統卻極為犀利的內容。

事實上，李老師興趣所涉及到的範圍超過我們一般學者的想想，從數學、物理、天文、生命科學、東西哲學、音樂、歷史到文學等等幾乎無所不知，皆達學術專業程度並持續發表相關學術著作。有次他還親自送我一本他所撰寫的《科學與歷史》，我大約只看得懂其中與物理有關的部分，但實在難以想像他是如何爬梳整理出那些繁瑣的歷史資料而成為全書的主軸。也曾有個生科系的教授跟我提到，有次在宿舍遇到李怡嚴老師，被他抓著要請教一個生物化學的問題。李老師問的問題讓他感到非常驚訝，因為若不是有實際做相關研究或研讀相關的學術論文，只讀一般的課本是不會看到這個層次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認為，李怡嚴老師恐怕是台灣學術界最後一位真正博學之人。除了幾萬本橫跨各種領域的藏書外與幾百張唱片以外，幾乎沒有任何超過最儉樸生活的開銷。即使在生命最後階段的醫院病房中，還是堅持只住最便宜的健保房，卻捐出8500萬給清華大學....。

雖然因為社會風氣的變化，現代大學也越來越看重經費或名利，強調排名或國際學術論文的發表，這本來也在所難免。但是我還是希望我們的校園中仍然會有幾位如李怡嚴老師這樣的傳奇人物(可能無法稱作典範，因為無法學習)，讓以後的年輕學者學子可以紀念：人生還是有些重要的價值，是金錢、名利、地位或關係所永遠換不到，甚至不配與之並提的。

「所謂大學之大，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

《當年剛考上師大物理系，老爸就買了一套四冊李怡嚴老師的《大學物理學》送我，可算是我的第一部物理書。2019年，參加中央研究院科學史委員會與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在清華大學的「科學典籍、圖像與文物學術研討會」(2019/5/3-4)。李老師全程參加，還針對我的發表提了好幾個問題，會後跟我說他正在研究《清華簡》(戰國竹簡)，還送了兩冊給我。

《敬．李怡嚴》上大學的時候，清大物理系的家族學長跟我說了個故事。某天早上九點的課，李怡嚴教授跟平常一樣走進課堂，卻發現教室是暗的，一個學生都沒有。當年清大不太點名，大部分物理系的學生出席率超級低。但是人數既然掛蛋，老師也上不了課，只好默默地離開教室。

十幾分鐘之後，李怡嚴再度走回教室，看看有沒有人來。這時候來了第一位學生，坐在後面打盹兒。他也不生氣，拿起粉筆，開始講授當天三小時的課程。

物理系的課，大家蹺得兇。班上成績後半的麻瓜們聽不懂，乾脆不聽了。班上前面的天才們嫌老師教的太簡單，他們早就會了，也不上課。最後只剩中間的一小撮人，掙扎地決定未來要不要繼續走物理的路。李怡嚴的考試，只要短短幾句話，就可以區分班上同學的程度。天啊（不甘心），本來我們考聯考的時候，大家都覺得自己的物理很不錯呢！在大師面前真是不堪一擊。

週末開車經過新竹，特地繞回清華大學，看看過去的系館。李怡嚴大師是我大學時候的導師，但是上完半學期的大一普物，就知道自己不是念物理的料。不過除了物理之外，我們也有人做資訊、光電、材料、核工、哲學、音樂、體育、宗教、機師、科普，有人拿了金鐘獎，也有像我這樣斜槓了生物學。畢業之後大家笑說，我們班上可說是「禮樂射御書數」樣樣精通。

上週李怡嚴高齡辭世，有不少新聞報導他的事蹟。我們這種不肖子弟不太有臉蹭他的成就，但是到最後，即使不再留在物理界，全班同學會想起的，仍然是那位不苟言笑，即使只有一個學生，也要堅持上完課的李怡嚴大師。

給李老師的一封信。

11月間，我的大學室友張祥光，現任清華總務長，傳給全班同學他去醫院看您時所照的相片。看了之後，我心裡非常難過。後悔我這30幾年回台灣的時候，沒有花更多的努力去找尋, 探望老師，向老師說聲謝謝。

記得剛到清華唸大一的時候 (1983)，因為我沒有好好讀過高三物理，老師您就在每個星期天晚上， 在教員休息室提供 ”Q&A sessions”。剛開始，同學李莉娥也去了，後來就剩下我一個人每星期天晚上去。

沒多久，能問的物理問题也都問完了。我們就開始閒聊，聊金庸的小說，您告訴我不少關於金庸小說後面的小故事，譬如「笑傲江湖」 裡面的一些描述，是多麼類似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的行動和口號。有時我們也聊到張系國的書。老師您告訴我，那些在「昨日之怒」書中，描述保釣運動健將的奮鬥和遭遇是非常真實的。

在我的記憶裡，這一段時間是非常快樂的時光。老師您每個星期天晚上提供的额外補習，對我的學習幫助很大，讓我在吳秀錦老師的大一普通物理課，最後可以趕上班上的其他同學。

但是，老師您對我最大的幫助，是奠定了我後來做研究的心態 (Mindset)。在那個每個星期天的晚上，您都會經常提醒我，「想問題的時候，要先從大的方向著手。對一個物理問題的巨觀，有了比較完善的思路之後，再專注於細節。」 一直到多年之後，我才深刻的體會到，這些想法對我在物理學習，或是在不同專業領域從事的研究工作上，有重大的影響。

在大二，大三時，加入老師和黃偉能學長辦的資優生研習營，與老師有更多的互動。還記得當時因為買不到原版書, 老師還借給我您的原版 Good ＆ Nelson's 電磁學。1986年畢業典禮之後，就再也沒有見到老師您了。

最近20多年來，我深刻的覺得， 用物理和數學產生的簡單模型，去預測經濟或是社會學上的問題，是一件不簡單的研究項目。在“傳愛清華”的紀念會上，我看到您參與不少關於哲學和腦科學和音樂的研討會。我猜想你可能也是想要了解，如何用科學的方式去了解人類不同的認知和思維。與我這20幾年做的研究工作，有意曲同工之妙。但是讓我最敬佩的是，您真是寶刀不老，活到老，學到老。 這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榜樣。

學生鍾葳 敬上

善知識

我是2014年經濟系退休的賴建誠。1985年1月來清華報到後，就在自強樓的教職員餐廳，見識到李怡嚴教授的博學多聞。將近40年來，李教授幫我開啟了好幾扇知識的大門，為我解答了許多困惑。我們合寫過幾篇古代經濟史的論文，幫我解決幾個爭議性的專業難題。這是一段長久難忘的緣分，他在學問上總是有出人意表的成就，這是我最羨慕但無法學習的特點。

懷念李怡嚴教授

我認識李怡嚴老師的因緣來自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黃慶萱老師，2014年年初，黃老師知道我在清華大學中文系授課，特別寄來李老師所撰的兩篇文章，除讚賞有加外，並囑咐我閱讀後能向李怡嚴教授請益。4月間，我電話連絡幾次，均未能接通(後來方知李老師向來不接電話，也不使用電腦)。我因忙碌，直到2016年，得知2月19日李教授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有一場演講，講題為: 術士的占卦秘笈:《清華簡·筮法》試探，終於在會場與李教授第一次相遇，並蒙邀每週三下午14:00在中文系教授休息室相與問學。

三年來與李教授商量舊學期間，每遇經典疑義，李教授往往隔週便撰寫他的研究所得與我分享，其結論往往論證充足，合情合理，每能撥雲見日，教我難以分破，祇能嘆服。2016年7月14日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舉行「戰後臺灣經學研究學術研討會」邀請我擔任主持兼評論工作，其中有三篇關於屈萬里與戴君仁先生《易》學、《尚書》研究論文，李教授聞之欣然與我與會，會議前他不僅閱讀屈、戴二先生著作，更撰寫〈戴君仁的尚書思想〉一文，文中針對戴先生《梅園論學集》、《閻毛古文尚書公案》二書作了相當中肯的評論，其認真可見。是年11月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舉辦「2016海峽兩岸道教道家研討會」，李教授不辭辛勞，亦偕行南下與會，以耄耋高齡好學如此，已躋於仲尼所謂「不知老之將至」的境界。

李教授對上古史的研究，對經典的嫻熟，讓我見識到一代的通儒，我想在現今的社會，恐怕很難再找到第二人了。孔子曾經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這句話用在他身上，也很適合。

如果李教授天上有知，我想跟他說：您有關清華簡與上古史，以及中庸等等大作，我與賴建誠教授及清華大學出版社的同仁會幫您妥善的編輯出版，您大可放心，我們一定不會辜負您的期待，願來生有機會再向您請益學習。

敬悼李怡嚴教授（1937.8.26—2024.1.5）

也許我也可以稱李怡嚴教授為李老師。有一段時候，他差不多是我們一群年輕同學的共同老師，儘管我們不一定都學物理。

我念高中時因為在報上有時發表些少不更事的議論，被台大學生「網羅」參加他們的刊物社團。後來我考進台大，順理成章常參加社團的許多高談闊論的場合和活動。社團成員多數是理工科學生，但每個人一腔熱血。這群人後來成了至今刊行不衰的《科學月刊》的發起者和海內外轟轟烈烈燒成燎原的「保釣運動」主幹。

《科學月刊》開始動念萌芽的時候，主要倡議者林孝信等人都已出國念書，在台灣負責催生的便是他們的前輩老師李怡嚴和楊國樞等教授，我是受託代表海外同儕參與籌備。

第一次見到李教授便是在《科學月刊》籌備工作的會議上，當時我大四。但見到他之前我從媒體和其他物理學長口中已經聽到不少李教授的奇聞軼事，他回國到清大任教應該是我高中要進大學那年，當時離李、楊得諾貝爾物理獎「去古未遠」，物理系炙手可熱。在美國得到物理博士學位居然毫不逗留立刻返國任教，是個大新聞；李教授搬入清華，媒體緊緊跟隨，發現這位新科物理博士外表拉里邋遢，行李最搶眼的是用繩子綁著大紙箱，一個一個拖進校園，裡頭裝的全是古典音樂唱片......

三、四年後在《科學月刊》的工作會議見到這位「拉里邋遢」的物理教授。因為是月刊，我和李教授等科月同仁每月都要開會，會上討論從零開始的月刊如何募款、徵文、推廣.....；徵到的文章，內容正確度和文字斟酌更常引起激烈爭辯，一座堪稱都是學者本色。

我雖是受託參與籌劃，但過程中學習不少。《科學月刊》在1969年底出了試刊號，1970年正式創刊，我被列為五位創辦人之一，真是受之有愧。

《科學月刊》後來在台灣的科學教育，尤其高中生階段的引路探索，發揮了巨大作用，也是接下來台灣的科技產業在數十年間能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科學月刊》發刊不久，我也念完研究所出國繼續學業，之後不曾再見過李教授。隔了半個多世紀，去年底讀報忽然看到他捐出一生積蓄八千五百萬元給清大，沒想到接著便聽到去世的消息。

這幾年，先是2015年，當年在海外為科月奔走最力的同儕林孝信走了；接著2018年，當年也熱心指導《科學月刊》籌備工作的楊國樞老師也離開了；如今李教授也走了。

孝信和楊教授多年間和我一直有聯繫，怡嚴教授則七〇年代初至今半個多世紀不曾再見，才看到訊息，卻又遽然遠去......

對我，一個科學領域的檻外人，因緣得以參與一個教育志業的開創，見識師友們的風範，足為平生幸事。

但也好奇，當年飄洋過海，裝在大紙箱裡被李教授「拖」進清大宿舍的古典音樂唱片還在嗎？ 遠行的路上，他也許會希望有它們陪伴......

剛剛聽到李怡嚴老師過世了的消息，我跟李怡嚴第一次會面的情形，立馬浮現在我的眼前……
我讀了7年的清華物理系所，就是李怡嚴在1964年，他27歲的時後開始籌設的……
當年李怡嚴剛拿到密西根大學物理博士學位，就回來清華任教了……
要知道那時有美國博士學位，又願意來台任教，是台灣的超級大事件……
教育部長通常都是要到機場，去親自迎接的……
我剛讀清華物理一年級的時候，像李怡嚴這樣有學問的老師，我是絕對不會輕易放過的……
於是我很快約了李老師，我一個人到了他的宿舍拜訪了他，我們兩人很開心地，在他的宿舍聊了一整個晚上……
那次會面中，印象比較深刻的就兩件事，也就是兩個“沒還”……
第一件事就是，他把他的宿舍房間打通了，放了很多很多排，擺滿了書的鐵製書架，其中有人跟李老師借了書“沒還”……
第二件事就是，也有學生跟李老師借了錢“沒還”……
前一陣子新聞報導，李怡嚴把他的所有的書和錢全都捐了出來，當然全都“不必還”……
對我來說，這根本不是新聞，因為早在我大一的時候，我就知道這就是李怡嚴的“風格”……

史地之辨─回味與李怡嚴教授的對話

李怡嚴教授最近辭世，告別清華。他在1964年進入清華，服務30年，於1994年退休；30年後，於2024年辭世；與清華結緣一甲子。辭世前，將所有資產捐贈給清華，清華人對李教授無私的奉獻，敬佩萬分。

我在1985年加入清華，材料系位於工程四館，幾乎每天中午都到旁邊的自強樓教師餐廳用餐，廚師老劉燒一手好菜。李教授住在自強樓，也都在餐廳用餐，被尊稱為自強樓「樓主」，每次都坐在長條桌的「主席」座位。吃飯時，大家高談闊論，也常聽到樓主大聲談他「異想天開」的看法。校園遂流傳自強樓的餐廳是清華園的「政論中心」或"Gossip Center"。自強樓也提供晚餐，但用餐人數較少；不過，每週固定在一個晚上提供牛肉麵。老劉的紅燒牛肉麵是一絕，許多教授都攜家帶眷到自強樓吃老劉燉的紅燒牛肉麵。

我當時只是一個新進教師，經常坐在離樓主較遠的位置，但仍能清楚聽到樓主洪亮的高見，常覺得這個樓主，真是個怪胎。其實，我雖非清華校友，但來清華之前，早就聽到樓主的許多傳聞，包括他撰寫的「大學物理學」四冊教科書以及高難度的考試試題，當然也包括他那手不易辨認的字體。

樓主習慣在用完午餐後，到餐廳對面的電視間看報紙。有一天我坐在他對面，忽然聽到他攤著報紙不斷大笑，不免好奇問他：「教務長，您在笑什麼？」「你看，中共警告台灣，若推動台獨，就是中華民族『歷史』的罪人。台灣若與大陸分開，根本就是『地理』的問題嘛，老共居然連歷史地理都搞不清。」我聽了不免也跟著哈哈大笑，自忖這個人果然是怪胎，如此看法真是與眾不同。

台灣各大學的碩士班招生方式，迄1990年代，一向只採筆試（加口試）入學。我剛從國外回來，一直想不通，為何大學畢業生進研究所還要用傳統的筆試入學﹖鑑於他在教務長任內推出許多彈性的教務政策，我想清華在招生制度上或許可以有不同的作法。1988年4月某一天，我便去找李教務長，詢問清華大學是否可以採用大學的成績及資料審查的方式，試辦大學部學生直升碩士班。他聽到這個想法後，馬上回應：「我也很想推動這個入學方式，但實在太忙，你能否先擬一份草案給我參考？」我乃不揣冒昧，擬就「清華大學大學部學生申請直升本校研究所辦法（草案）」，送到教務處給他。

未料當年8月1日改由李家同教授接任教務長，等了好一陣子卻沒聽到新教務長的回應。於是我在年底又去找了李家同教務長，他告訴我並沒有看到這個草案，要我再送他一份影本。他看了之後，建議先從材料系系務會議討論，送工學院院務會議，再到教務會議提案。1989學年度上學期，我列席教務會議報告，各系所主管熱烈討論後，修正通過清大碩士班招生新的試辦方案，並送教育部審核。恰巧時任高教司司長黃鎮台為本校化學系教授，他徵得李家同教務長同意，將清華的方案行文全國各大學，徵詢試辦意願，並獲得各校正面回應，教育部遂同意各大學在1989學年度下學期（即1990 年初）同時開始試辦。各校碩士班提撥部分名額（約20%），以申請方式招生；幾年後又允許外校同學申請，並逐步增加名額。由於施行成效良好，教育部更於1997年開始試辦高中生申請大學的入學新方案。很難想像，我一個年輕教授，透過李怡嚴教務長的創新行事風格及李家同教務長的支持，竟然改變了台灣多年來只能以筆試進入研究所的招生方式，深覺與有榮焉。

哲人已遠，夙昔長存— 憶李怡嚴老師

去年底從清大物94的群組裡聽到李怡嚴老師把畢生積蓄捐給他一生奉獻的清大及物理系，勾起了一些深埋已久的回憶，也讓我對這位極讓人印象深刻的大學老師更加深一層敬佩及景仰。沒想到才幾個禮拜後就傳來李老師離世的消息，真讓人不捨。也忍不住感嘆「哲人已遠，夙昔長存」。英文裡有一個用語叫 The end of an era ，也在此時浮上心頭。正好94級今年也是畢業30週年。藉這個機會就我記憶所及，回顧一下過去事蹟。

雖然我是1990年才正式入學清大物理系，高中三年時就已經每兩個禮拜從台北搭國光號到清大參加高中理化輔導計畫。透過這個機會跟物理系及化學系許多元老級的老師們有很多互動。物94的同學金振山也是這個計畫一起參與的同窗。李怡嚴老師當然也是這個計畫的主要推動者之一。其他就記憶所及物理系方面還包括施宙聰老師，謝世哲老師，蔣亨進老師，林克瀛老師，顏晃徹老師，陳信雄老師，及吳秀錦老師。我一進這個計畫就經由學長姐及輔導員那邊聽聞李怡嚴老師這位特立獨行的「傳奇人物」。（淡江大學秦ㄧ男教授跟中正大學杜明憲教授都是當時的輔導員之一。）再加上老師撰寫四冊中文的「大學物理學」，是有名的深奧難懂，在我們小小高中生的心裡是把李怡嚴老師當成偶像般的崇拜。等到真的上到李老師的課，雖然老師的鄉音頗重，板書也不容易辨識，還是覺得可以聆聽大師親自上課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也因為有上過李老師課的這個經驗，知道自己不見得聽得懂大師在說什麼，而且當時李老師還是在當教務長，所以高二高三做專題計畫的時候，就避開了李老師而選了陳信雄老師跟顏晃徹老師。

對了，我高中時物理系還在現在的烏龜館之前的舊物理一二館。舊館只有兩層樓，座落於現在的化工館附近。所以我是同年紀的學生裡少數知道舊館長什麼樣子的人。從兩層樓的舊館搬到新的八層樓的烏龜館是一件非常讓人興奮的事情。轉眼間烏龜館也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

進了清華之後，我們這級有幸遇到好幾位重量級的老師。大一普物是蔣亨進老師，大一實驗是古煥球老師。微積分跟高等微積分去了數學系修沈昭亮老師的課。據說沈老師自此之後對物理系學生印象極佳。大二實驗是吳秀錦老師跟一位英年早逝的方伯雄老師。然後電磁就是李怡嚴老師。之後大三量物是林克瀛老師，熱物理是吳茂昆老師。大四又有幸修了張達文老師的課。電磁本來就不是一門簡單的科目，加上李老師出考題是有名的難寫。我記得全班平均不到五十分是正常的事情。但是老師在期末會把分數重新做分布，從95分開始，每5分做一個間隔。我大二上學期不是很認真在課業上，結果期末連80分都不到，只拿了75分，是我在大學期間物理系專業課裡修的最差的一次。大二下認真多了，但期末還是只拿了90分。由此可見李老師標準之高。也由衷佩服那些可以拿到95分的同學。

大學畢業後李老師也退休了。偶爾聽說老師過著獨居的生活，不太與系上來往。一直到這麼多年之後才又聽到他把一生積蓄捐出來。一剛開始聽到時有點訝異，但是再想想也跟老師淡泊名利的個性相當吻合。從緬懷李怡嚴老師的網站上讀到老師在退休後仍然繼續飽讀詩書，追求真理的情懷，不僅感嘆這種「純真」的生活方式，在現在這種感官超載的社會裡還真是一種福份。尤其我自己在學術圈裡也打滾了一些年，更是知道要維持這種心無旁騖的熱情是有多麼不容易的事。

隨著時代變遷，李怡嚴老師這種人物在現在這個學術環境裡應該是沒有辦法出現了。但是希望能藉由老師這個典範時時提醒自己跟其他學者不要忘記當初追求知識的熱情跟初衷。這是再多的金錢跟名利也無法取代的。

過去這一年走了好幾位同事和友人，令人非常不捨的一位，就是李怡嚴教授。

初識怡嚴兄是在民國六十一年的《科月》編輯委員會上。其後，每月的編委會都能聽到他對一些稿件所做的嚴格批評，和針砭當下科學教育及科技發展政策的高論。因對他言之有物的觀點多能認同，故和他聯名在《科月》第九卷第十一期寫過一篇「速謀工業自立 消弭對日依賴」的評論文。行文至此，想起當時我們編輯委員無論審稿和寫稿，都是義務的，不取分文，而審稿後還是自付郵費寄回編輯部的。那時與怡嚴兄同時風塵樸樸自新竹轉兩次車來參加編委會的還有清大楊覺民教授。他們不但自付「車馬費」，還向台北車站前的書報攤推銷《科學月刊》呢。

怡嚴兄自擔任清華大學教務長(那時沒有副校長的編制，教務長相當於現在的副校長)後就不再參與《科月》的編輯事務，因此也就與他少有見面的機會。十多年後在《科月》的三十週年紀念會上，遇到怡嚴兄，知他已提早退休了，也知他正在讀中國文史方面的書籍，打算做一些相關的研究。大為欣喜，乃預祝他順利成功。

幾年後，怡嚴兄來函要我介紹一位台大中文系或歷史系研究古代文史的教授給他以請教問題。乃輾轉找了一位教授，一同見了面，共進便餐並談了一會。可惜那位教授似乎不大能接受怡嚴兄的表達方式和觀點，故我的感覺是他無所收穫而返。不過，嗣後我們還偶爾通信，談一些文史上的問題。

約在民國九十九年得知北京清華大學收購了一批竹簡，以同位素定年等方法確認是戰國時代之古物，並將之影印出版發行。筆者知道後告訴怡嚴兄，他立即訂購了一套，參考其中資料，寫成論文多篇。民國一百零四年(2015)台北三民書局出版了怡嚴兄自選的《科學與歷史》一書，含「科學史」8篇，「科學教育」8篇及「歷史」22篇。這只是他的「選集」，且不包括民國一百零四年後的新作在內。怡嚴兄有關科學史與歷史研究各文的水準絕不在專業學者之下，希望有人能將他的新作，以及未收入《科學與歷史》的舊作收集，刊印發行。

除了好學，博學之外，最欣賞怡嚴兄的是他一向直言不諱，而且對討論學問絕不敷衍了事。筆者曾寄拙稿，臚列證據，向他請教有關《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生父與生年問題的看法。他自謙沒有深入研究，但提出了幾個問題。惜都是因現缺依據而在拙稿中無法說明的。

怡嚴兄，實不捨你的離去! 希來生能再和你共事，再和你論學。

懷念李怡嚴教授憶往事

去（民國2023）年10月底高涌泉告知李怡嚴教授罹患胃癌，11月21日盧志遠又告知李教授病危住院。11月30日我接受王仕琦團隊錄影訪談關於李怡嚴與《科學月刊》的事。12月8日我趁到清華大學參加李教授「傳愛清華」捐贈儀式之便，由魯經邦陪同前往新竹馬偕醫院三等病房探望。當時李教授神智清醒，可筆談；於是我藉醫院的表單背後寫：「科學月刊已經五十三年了。」他回「謝謝你們」並應我要求簽名。

今年元月5日魯經邦告知李教授於清晨安詳辭世，即請《科技報導》於二月份的那期安排「李怡嚴紀念專輯」，並寫就〈功成身退的《科學月刊》共同創辦人李怡嚴〉一文。9日我答應清華大學秘書室，代表科學月刊社擔任治喪委員會的委員。於是，許多往事浮上心頭。

最早聽到李怡嚴教授的名字，是從林孝信。當時李教授休假一年從清華大學到芝加哥大做研究，與刻在芝大進修的林孝信談得投機。1969年3月，林請李怡嚴領銜，邀請包括我的11人共同發起在臺灣辦《科學月刊》，於是我們致力邀請學人及留學生寫稿，在林孝信處編輯後寄回臺灣。李教授回臺後，偕同楊國樞教授積極組織義工，於當年9月15先出「第零期」試刊號。其後李怡嚴擔任該刊的「督印人」，克服種種困難，順利於翌年元旦出版。

首次見到李教授，是在這年的8月7日。當時我正回臺省親，在臺大心理學系參加了「科學月刊編輯會議」，看到李怡嚴熱心在帶領一群志工的情形。其後他對《科學月刊》早期的貢獻已寫於前述〈功成身退〉一文中，在此不贅。

我1972年8月回臺在東吳大學任教。之後的十來年間，我與李教授有甚多接觸。最先的接觸當然都與《科學月刊》有關──那年年底我受邀參加臺北市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擔任董事，翌年五月接任《科學月刊》總編輯，在董事會與編輯委員會議中與他自有許多接觸。之後我有幸與他共同參與了好些與物理學界、科學教育及中學物理教育有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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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早年都是由戴運軌擔任理事長。1975年1月26日，中華民國物理學會在中央大學開會，改選理事會；大家公推清華的李怡嚴繼任理事長（五位常務理事是李怡嚴、王亢沛、林爾康、陳蔡鏡堂、劉遠中，都是留美歸國的博士），李請王亢沛為秘書。這次改選相當於一次「革命」，我躬逢參與其中，也當選理事。李教授主張理事長任期為兩年，於是自後好多年，物理學會的理事長都是清大與臺大兩校物理學系的教授輪流當。

1975年初，當時任科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吳大猷呼籲要對大學學系作評鑑。教育部長蔣彥士採納了他的建議；但因前無經驗，乃決定請吳帶頭從他自己熟悉的物理學系做起。於是教育部組成「物理組評鑑委員會」，委員們分小組分別前往當時設有物理學系的十二所大學去評鑑，時間集中安排於7月14到24日間。評鑑委員會的召集人是吳大猷，成員包括李怡嚴、林爾康、王亢沛、蔣亨進、郭鴻銘、芮涵芝、高振華等人，我也忝列其中。東吳大學物理學系的評鑑是由李怡嚴帶頭。記得很清楚的是，他特別要了我「近代物理」課的試題去考察。東吳物理學系當時才成立五年，師資薄弱又設備簡陋，李教授等幾位委員給了許多鼓勵。

1979年春，閻愛德被推為物理學會的理事長。他積極與國立編譯館洽談合作，編譯館旋於1980年底委託物理學會從事草擬「物理學名詞」第二次增訂初稿之工作。本來大家屬意李怡嚴教授主其事，但李教授以路途遙遠婉辭；我乃自願承擔。於是物理學會聘劉源俊、王大庚、李怡嚴、馬上庚、黃振麟、鄭伯昆、劉遠中等七人組成「物理學名詞編輯委員會」，由我於1980─1985年間負責了《物理學名詞（第二次增訂本）》的主要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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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說科學教育。1975年4月蔣中正總統逝世後，社會一時興起捐獻團結、自立自強之風。沈君山在媒體呼籲以政府的財力和人民的捐獻，合力興建一座國家級的「中正科技博物紀念館」；陳國成接著於5月6日的《中央日報》寫〈國家需要一座科學殿堂〉，以為呼應。到1977年1月2日，《中國時報》社論寫〈應即籌建科學工業博物館〉。李怡嚴認為「科學博物館」不夠，應該要有個「科學博物院」（相當於故宮博物院的規模），邀我共同寫文。我倆乃聯名於1月13日的《中國時報‧來函》發表〈我們對於「科技博物院」的意見〉，主張該院除了要有各種展示以利教育之外，還應更進一步擴展為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的中心。

同年9月，行政院長蔣經國作施政報告，提到十項建設後的「十二項建設」，其中包括在各縣市設立文化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館、音樂廳）。我乃於1978年1月30日在《中國時報．眾議》再寫〈科技教育與科技博物院〉，指出：「既然政府有魄力要在各縣市設博物館，與其設立幾個小型文物博物館，不如集中力量在某一縣市設立一個大型的科技博物院。」後來政府考量區域平衡，決定在臺中設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在高雄設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在屏東設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在基隆設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可以說是部分回應了我們大家的意見。然而可惜的是，關於「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的中心」的建議，則一直到現在還不見重視。

1978年初，中文橫寫成為熱門議題。李教授又邀我聯名於4月25日在《中國時報》投書〈關於中文橫寫問題的建議〉。我們主張規定中文橫寫一律由左至右，但匾額及招牌等可以解釋成一字一行者可以不包括在內。或者，政府也可以不作硬性的規定，也明白表示不干預，任憑自然淘汰。匾額「一字一行」的說法，我是首次從李教授處學得，對他大為折服。

1978年，羅東國小的楊校長首倡以尊親號召捐款成立基金會，從事科學教育。是年4月，他為籌備在8月8日父親節舉辦「科學才能少年選拔」，由郭允文介紹，在科學月刊社編輯委員會會議後討論合作事宜。當天劉廣定與李怡嚴兩人都在場，大家談得興趣盎然；劉廣定建議乾脆基金會就冠以「尊親」的名義。楊校長又希望設計一種花以作為標誌，以便在當年父親節紀念大會及科學才能少年頒獎典禮上配戴，徵求大家意見。但大家一致反對用花為標誌。

這時李怡嚴說，在中國傳統理，父親是用喬木來代表，所以有「仰喬」這一辭語，建議用喬木作為標誌，獲得大家的共鳴。會後李教授果然從《尚書》找到了出處：「……南山之隅有木焉，名喬……。公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李教授就是這麼博學！後來黃春明建議楊校長用榕樹作標誌，楊於是請楊英風以榕樹的形象設計了一別開生面的漂亮標誌。1980年8月上旬，李教授應我之邀參加在羅東舉辦的第三屆「科學才能少年選拔」，擔任評審。

又記得在1980年左右，有次李教授提起，《中外文學月刊》邀請他為「文學理論專號」寫一篇討論「自然科學與文學」的關係，問我意見。我當時甚感訝異，提不出任何意見；心想，自然科學與文學哪有什麼關係？這篇文要如何寫？後來李教授用心寫出了〈從自然科學看文學〉一文（收錄在李教授2015年出版的《科學與歷史》），所持的基本觀念是：「自然科學發展史中所出現的許多抽象觀念，也許有些可以供文學家們作為借鏡，引起他們的聯想，然而，如果將自然科學的模子硬套在文學上面，一定會造成更大的附會，而對文學本身的進步，有害無益。」

1986年8月26日，教育部委託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舉辦「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檢討1984學年開始推行的成效。我應邀在「科技與人文的交流」節發表〈大學現行共同課程的檢討與建議〉。同一節裡，先是由李教授發表〈「自然科學導論」目標的探討〉，請我當評論人。

這是一次難得的正式對話，相關文字收錄在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編的《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論文集》（1987年4月）。李教授說：對於主修人文或社會學科的學生而言，「自然科學導論」這門課是建立科學常識的最適當機會，但這門課不宜當作膚淺的「科技新知」來介紹，也不宜講得太深，更不宜弄成一個大雜燴。我基本上同意李教授的意見，作了一些補充，並提供個人講授「自然科學概論」多年的經驗與感想。我說「自然科學概論」這門課很難教，不易找到適當的教師；而與其泛泛地學一門籠統學科，或不如學好一個分科。

李教授認為，用「能量」這個概念來貫串整個科目是一個很好的想法。但我說「能量」這一概念在力學裡都算是高級概念，恐怕不合適在一開始就引入。我建議可用「科學精神與方法」來貫串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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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中學物理教育。1976年與1977年暑期，師大理學院兩度舉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物理專題研習會」，請吳大猷與李怡嚴兩人擔任講師，王亢沛、鄭伯昆、蔣亨進與我等則充任助教。吳、李兩位講師上午講課，八位助教則在下午每人輔導十位學員。學員分兩類：高二升高三的學生參加一星期的研習，高三畢業即將進入大學的參加兩星期的研習。我被分配輔導高三畢業的學員。（「六十五年度研習會」那一次，包括後來擔任中研院副院長的周美吟及國家太空中心首席科學家的劉正彥）。李教授認真地準備了講稿──雖然他實際上並沒有照稿進行，後來這篇文字〈與中學生談物理〉分上、下，刊登在《科學月刊》1976年的9月號與10月號。

1977年，教育部委託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辦理「高級中學科學課程研究計畫」（當時趙金祈是理學院院長兼該中心主任），我受聘為物理科委員之一。1978年2月完成的《高級中學自然科學與數學現行課程標準修訂草案》中〈物理課程標準修訂草案〉一篇（共13頁），主要是出自李怡嚴與我兩人。記得後來在討論課程安排時，李怡嚴認為物理科最基礎，應該放在高一；我則不贊成，認為物理科較難，不宜在高中一開始就教；認為高一應該教生物與地球科學。

1979年9月，朱匯森部長成立「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我在1978年1月30日的〈科技教育與科技博物院〉文中曾具體建議設立科學教育司，這可算是回應。）下設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與工程六部門的諮詢委員會，請吳大猷擔任主任委員，臺灣師範大學的理學院院長趙金祈為執行秘書。第一任諮詢委員聘期自1979年10月起至1980年9月止，物理科共十位委員（黃振麟、李怡嚴、劉遠中、芮涵芝、王亢沛、閻愛德、陳卓、郭鴻銘、蔣亨進、劉源俊），我忝列其中。

但1980年10月起，我的名字換成了剛接任中山大學教務長的趙金祁，知道後非常吃驚。繼任執行秘書的魏明通解釋，因係聽說我要出國，所以沒有續聘（當是吳大猷主任委員的決定）。可是，明明沒出國啊！經李怡嚴及閻愛德在委員會小組會議中強烈抗議，魏執行秘書乃於翌年1月14日專程到東吳大學，帶來補發的教育部聘函（聘期自1981年1月1日起到9月30日止）。但我這時決定15日修書朱部長退回聘函；也致函吳主任委員告知決定，同時對科教指導委員會的運作方式有所建言。

此事件對我個人後來的生涯規劃真造成了重大的影響──之後逐漸脫離科學教育的軌道，而自1981年9月之後轉向到高等教育行政。我與李教授間的交往也因而趨於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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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過往種種交往，歸結李教授對我最大的啟示，是對待政府的態度。原本我總期望有個有能的政府，集中人力物力來辦好事情；但他多次提醒，不應倚賴政府──政府是不可靠的。我的觀念乃逐漸改變。我自己既然維持在私立學校服務，又長年守護《科學月刊》，乃越發肯定民辦教育的價值。1989年底，我在〈二十年來的科學月刊〉這篇文裡呼籲，要提倡「民有、民治、民享」的「民間科學」（“Scienc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以與「政府科學」分庭抗禮。

李教授的博學，遠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可惜我地處臺北而他常在新竹，少有機會當面聆教。2018年9月26日，科學月刊社為籌劃「五十周年」拍攝紀錄片，我受託特地前往新竹勸說他接受訪談。當天由閻愛德陪同在清華大學總圖書館見到了闊別將近19年的李怡嚴；他的精神比想像好。他應允考慮接受訪談，但說必須先整理一些資料給他以便喚起記憶。然而他終究沒有接受訪談，乃屬遺憾。

當天他送給我2015年出版的《科學與歷史》，知道他近年專注於《左傳》相關的學術研究，頗有所成。這本書裡收錄他寫的〈三十年後的省思──紀念《科學月刊》三十周年〉一文，看了之後，恍然了悟到他遲疑接受訪談的原因。在這篇2000年左右的文裡，他寫：「對『科普』的經營，似乎應該著重於介紹對科學的學習門道，而不在硬將本來對科學沒興趣的人，用廣告術吸引到科學的園地來。」於是反思：「當《科學月刊》開始創辦時，心理學上的『行為主義』正當行，我也受了影響，未免太相信『教育』的功效。……包裝科學以吸引人才的信念，就是這樣形成的。現在回想，未免啞然失笑。」「人才的發掘，主要在瞭解其性向與能力，而不在吸引人才以壯聲勢。」語重而心長。

當時政府與民間爭相插手教育與教改，他顯然頗不以為然，寫道：「已往我寫過一篇〈教育沒有萬靈丹〉，現在我要進一步呼籲：『教育不是萬靈丹。』教育本非萬能，各路好漢，還是高抬貴手，讓教育走自己的路吧！」

1971年我大一普通物理學的老師李怡嚴，已經於今年一月五日以87歲的高齡過世。

本來我之前在忙中也知道此事，但今天打開《科技報導》二月號（506期），看到一些科月的前輩紛紛為文紀念。裡面頗有些老師如劉源俊說李老師的過世標誌著舊時代的過去與新時代的來臨，另外也有老朋友道還私信寫到「我熟悉的世界已經消逝了。」但真的已經消逝了嗎？

其實近年來，我參加國內中國科學史的會議，也會看到李老師積極來參與，會中我很高興地曾與他合影留念。好些年前，當Ian Hacking 在台大演講時，也看到李老師很熱心地在聽眾席聆聽。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李老師仍然與我們這個時代與時俱進吧。

我大一進入清大物理系時，李怡嚴就已經是非常有名的物理學家，名聲逸出物理學界之外。和許多物理系的新鮮人同學進入物理系時，大家都滿心期待李老師的普物課程。但是我想很多同學都知道，李老師的普物課程並沒有帶起大家進一步對物理的熱誠。原因是什麼，這裡就不多說了。李老師當年的解釋，是說我們都是聯考機器下的產品，解題機器，但對物理學的觀念與理論認識的程度卻很低。這種說法，讓我們在李老師課堂中失敗者的信心更受打擊。而我對物理、對科學重新拾起另外一種信心與興趣，是要等到幾年後在美國研究所讀了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才恢復過來。後來我在清華任教教授科學史，我似乎沒有機會問過李老師是否看過孔恩的書，其實也不曾想過。只有當年的高涌泉在清華開始任教時，一開始就要找我談孔恩此書，哈哈。

我當年申請清華歷史所科技史組任教，順利通過，是誰審閱過我的論文呢？當年的人社院院長李奕園就是請當時的教務長李怡嚴來審閱。我1986年二月進入我的辦公室時，李老師馬上就來看我，並略為談了談我的博士論文，他有些意見，但幸運的是，他基本上是接受的。託他的認可，才開始了我進入清大任教的20年，還有在清大歷史所科技史組（還有後來的STS組）訓練出許多的碩士，之後或許再出國深造等，而逐漸成為今天台灣科技史與STS學界的中堅。

我在清華的頭幾年，大概是李老師在清華大學的盛年時代。當時作為教務長的他，中飯晚飯常在教師餐廳裡吃飯，一堆教授圍著他吃飯聊天，聽他的高論。他聲音洪亮，知識廣博，笑口常開，常喜歡和教授們大談中國歷史、史記漢書云云。但偶而若剛好碰到點物理的問題，他也幾句話就打發了。不知他是誰的年輕教授，還問旁人說，那位歷史教授，怎麼物理也懂不少？

李老師後來對科學史、科學哲學也很有興趣，他曾翻閱過 Hacking 的名著 Representing andIntervening 的台譯本，但大概譯的極差，還曾親自向我抱怨，雖然我知道是誰譯的，但不敢說。這也是後來他對 acking 來台訪問與演講有高度興趣的遠因。

不過，後來我們做科學史、科學哲學已經比較專技化，不容易再與李老師這種通才高談闊論，所以就漸漸與他少聯絡或對話了，聽說他晚年家中書籍無數，可惜後來我寫的書或論文就比較無從向他討教了。也或許，我從科史哲到STS，甚至到政治性的科學哲學乃至基進科學等，可能與李老師從當年是科月的發起人、到長年是台灣科學發展的啟蒙者（想想他在60年代末以中文寫了四冊的普通物理學，在當年甚至到今天都可說是物理學家的創舉），二人對科學理想的距離，可能也漸行漸遠吧。

但不論如何，他是我大一普物的老師，而我以有這樣的老師、並與他相識一生為傲。